（愿与我可爱的学生共享此文，孩子们，我爱们！）

天天陪着一群调皮可爱的初中生，让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初中时的一些趣事来。

我们初中时，可没现在这么开放，如果男女坐一桌，那中间准有一条三八线。那时的桌子是木制的，桌面是长方形的，刚好坐两人，凳子和桌子一样长，只是凳面很窄，也是木制的。男生和女生轻易是不会讲话的，除非迫不得已。如果谁的手肘过了三八线，立马红着脸缩回手肘。有些很调皮的学生常常趁人不注意，用削铅笔的小刀在木桌上刻上“某某是某某的爱人”，家乡管配偶叫爱人。那女生一看准得气得趴在桌子上委屈地哭，待老师来处罚那肇事学生，才算了事。

那时的学生可没现在的那么娇气，动不动就家长投诉，我们那时师生关系用家乡的话来说那叫老鼠见了猫，老师走大路，我们就抄小路。那时我妈如果在街上碰到我们兄妹几个的老师，她准要拼命地邀请老师到我家坐坐，老师盛情难却，来到我家，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倒上一杯茶，然后马上溜到房间里做作业.然后我妈马上一碗面条两个鸡蛋端了上来，老师边吃，我妈边说：“老师啊，如果她在学校不听话，你就当成你自己生的，要打就打，要骂就骂，没事的。”老师说“好的！好的！”我们就在心中祈祷时间快点过，好不容易熬到老师走了，我们才如释重负。

那时学校里没有“体罚”这一说法。那时都是走读，有些回家吃饭，返校时迟到了，记得有个老师，他比较严，迟到的学生走进教室门，一声“报告”后，“你给我站在这里！”那个学生就站在讲台边，面对全班同学，直到一节课结束。那些上课打瞌睡的学生就更有好果子吃，站在讲台边，两脚并拢，然后老师用粉笔沿着他的鞋底画两个脚印，他要一动不动地站在那。你还别说，这方法非常有效，他所教的语文课成绩特别好。

众所周知，现在的小孩早熟，听说小学生都有早恋的，是真是假不得而知。这要在我们那时，那还了得，那准得来个“狗头铡”（开个玩笑，形容它严重）。

记得初二时，也是这个季节，老师说：“现在是春天，山上到处都是春天的花（家乡管映山红叫春天的花），这个杜鹃花，它也是革命的花，很多革命题材的影片中都出现过它。 今天你们从家里带点野炊的工具，粮食，上山春游去！”

我们那时春游不用交钱，就自愿带点大豆、花生、红薯……,工具呢就是铝锅,锅铲……，非常简单，山离学校几里地，都是兴高采烈地走路去的。

来到山上，女生一般都是欢快地到处摘花。男生一般都是煮吃的，男生煮吃的非常有趣，在地上挖个坑，捡来干枯的树枝、树叶，用打火机点燃，再把铝锅放上去，锅里倒上山泉水，再把洗干净的粮食倒进去煮。待他们弄好这些，有些男生就成了花猫脸了，而且越擦越花，逗得那些女生哈哈大笑，男生不好意思了，赶紧跑到山泉水那去洗脸。

原打算在深圳不买房,租房住,等小孩不用管了,就回老家享受生活.后来老想着在外边没住过一天自己的房子,再加上老家的朋友,同学来,老是往出租屋里带,孩子他爹有点沉不住气,在外面混这么多年,还是租屋住,真有点说不过去,再看着日益暴涨的房价，老公说，豁出去了，人生不就是赌博吗？再不买，以后还不知要涨成啥样。就这样，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付了首期，流入了房地产开发商鼓起的腰包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老家的父母听说我们在深圳买房了，坚决反对：“买那么贵的房子，把钱花光了，你们住在那‘鸽子笼’里喝西北风去。”然后我们商量，“卖掉算了，赚点钱用用也好。”没曾想房价象股票一样，直线下跌。卖不成了，只有硬着头皮，来装修。

托个比较老练的朋友，找来装修队。签合同，交订金，买材料。看着白花花的银子象水一样的流走，心里那个疼，甭提了，地砖还没铺好，我就掉了三斤肉。体力不累，但是心累，例如一个厨房的洗菜用的水槽，到国美一看：哇，我的妈，真吓人，最便宜的都要上千元，“天啊，是不是用白金做的，不就一洗菜的盆吗？”“小姐，青菜都涨成好几元钱一斤了。这是钛金钢材的！”哎，真是伸着脖子让人宰！

谁让咱不能免俗，赶时髦，做房奴呢？

1992年，当我辗转回到以色列的时候，13岁的老大、12岁的老二和10岁的小女儿都还暂时留在中国。选择在那时回到以色列，完全是穷途末路：我的父亲是犹太人，二战时逃亡到上海，并在那里生下了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我们，12岁那年父亲去世，我就成了孤儿。长大后，我在上海铜厂当体力女工。结婚生下3个孩子后，丈夫离我们而去。留在上海，满眼都是痛苦的回忆。正好那时中以正式建交，怀着一种逃避的心情，我成为了第一批回到以色列的犹太后裔。

　　初到以色列的日子，比想象中要困难许多。我不懂得那里的语言(父亲教的古希伯莱语早已不在以色列使用)，不懂得移民优惠政策(新移民可以有一笔安家费)，在特拉维夫的大街上，我压根不知道怎样才能生存下去。

　　我从上海带去的积蓄只能维持3个月的生活开支，我必须找到赚钱的办法，还要早日把孩子接到我身边。我苦攻希伯莱语，学最基本的生活语言，然后，我在路边摆了个投资最小的小摊卖春卷。

　　以色列的官方货币是谢克尔，1谢克尔兑换人民币2块钱，更小的币值是雅戈洛，1谢克尔等于100雅戈洛。我的春卷小摊，每天能赚到十来个谢克尔。
当我的小摊生意慢慢稳定下来以后，1993年5月，我把3个孩子都接到了以色列。

　　孩子们初到以色列的时候，受到了不少邻居们的责难。以前在国内时，我一直秉承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原则，到了以色列以后，我依旧做着我合格的中国式妈妈：我把孩子们送去学校读书，他们上学的时候我卖春卷。到了下午放学的时候，他们就来春卷摊，我停止营业，在小炉子上面给他们做馄饨下面条。

　　一天，当3个孩子围坐在小炉子旁边等我做饭的时候，邻居过来训斥老大：“你已经是大孩子了，你应该学会去帮助你的母亲，而不是在这里看着你母亲忙碌，自己就像废物一样。”然后，邻居转过头训斥我：“不要把那种落后的中国式教育带到以色列来，别以为生了孩子你就是母亲……”

　　邻居的话很伤人，我和老大都很难受，回家后，我安慰老大：“没事的，妈妈能撑住，我喜欢照顾你们。”可是，老大说：“也许，她说得没错。妈妈，让我试着去照顾弟弟妹妹吧……”

　　第二天是祈祷日，孩子们中午就放学了。来到我的小摊，老大坐在我旁边，学着我的样子把打好的春卷皮包上馅，卷成成品，然后入油锅去炸。他的动作一开始有些笨拙，但是后来越来越熟练……

　　老大身上的转变大得连我自己都想不到，除了帮我做春卷，他还提出由他们带做好的春卷去学校卖给同学。每天早上，他和弟弟妹妹每人带20个春卷去学校，放学回来的时候，会把每人10谢克尔的卖春卷收入全部上交给我。我觉得很心酸，让他们小小年龄就要担起生活的担子。可是，他们没有表现出我想象的那种委屈，他们说他们慢慢开始喜欢这种赚钱的感觉了。

　　邻居太太经常来跟我聊天，告诉我正规的犹太家庭应该如何运作，应该如何教育孩子——犹太人从来不觉得赚钱是一个需要到达一定年龄才能开展的活动，与中国的“教育从娃娃抓起”一样，他们始终觉得“赚钱从娃娃抓起”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邻居太太告诉我，在犹太家庭里，孩子们没有免费的食物和照顾，任何东西都是有价格的，每个孩子都必须学会赚钱，才能获得自己需要的一切。我觉得这样的教育手段比较残酷，不是那么容易接受。但是，孩子们在学校也被灌输着这样的理念。他们比我更容易地接受了这种犹太法则。于是，我决定改变以前在国内对孩子们的习惯，试着培养他们成为犹太人。

　　首先，我们家确立了有偿生活机制，家里的任何东西都不再无偿使用，包括我这个母亲提供的餐食和服务。在家吃一顿饭，需要支付给我100雅戈洛的成本费用，洗一次衣服需要支付50雅戈洛……在收取费用的同时，我给予他们赚钱的机会，我以每个春卷30雅戈洛的价钱批发给他们，他们带到学校后，可以自行加价出售，利润部分可自由支配。

　　第一天下午回来以后，我得知3个孩子卖春卷的方式竟然截然不同：老三比较老实，按照老价钱，50雅戈洛一个零售，赚到了400雅戈洛；老二则使用了批发手段，40雅戈洛一个直接将春卷全部卖给了学校餐厅，尽管只有200雅戈洛的利润，但他告诉我餐厅同意每天让他送100个春卷去；老大的方式比较出人意料，他在学校举办了一个“带你走进中国”的讲座，由他主讲中国国内的见闻，讲座的噱头就在于可以免费品尝美味的中国春卷，但是需要买入场券，每人10雅戈洛，每个春卷都被他精心分割成了10份，他接待了200个听众，入场券收入2000雅戈洛，在上缴学校500雅戈洛的场地费用后，利润1500雅戈洛。

　　除了老三的方法在我意料以内之外，老大和老二的经营方式都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真的没有料到，只在短短数日之间，以前只会黏着我撒娇的孩子就摇身一变成了精明的小犹太商人。

　　他们的学业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影响，为了琢磨出更多更新颖的赚钱方法，他们很努力地去学习和思考——老师授课的内容很对他们胃口，因为没有奉献精神之类的说教。老师问过他们这样一个问题：“当遭到异教徒的袭击，必须逃命的时候，你会带着什么逃走？”对于这个问题，回答“钱”或“宝石”是不对的。这是因为，无论是钱还是宝石，一旦被夺走就会完全失去。正确的答案是“教育”。与财物不同，只要人活着，教育就不可能被别人夺走。他们很赞赏老师说的这么一句话：“如果你想将来成为富翁，就学好眼前的东西，它们将来都会大有用处的……”

　　当老大在法律课上学习了移民法后，他告诉我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应该可以去移民局领取安家费。我半信半疑去了，结果一下领回了6000谢克尔的安家费，这对我们一家来说可是一笔了不得的财产。然后，老大跟我说因为他给我提供了信息，我应该付给他10％的酬金。我犹豫很久，终于决定把600谢克尔这笔大钱给他，他拿到钱后，给我和弟弟妹妹都买了很漂亮的礼物，剩下的钱，他说他会拿去变成更多的钱。　

　　老大用这笔酬金邮购了一批在国内很便宜的文具，然后去学校进行售卖，利润再投入继续进货， 1年以后，他户头上的金额就已经超过了2000谢克尔。

　　尽管老大很会赚钱，但在实际上，老二比他更能领会犹太法则的精髓——犹太人共同的一点是，从事那些不用投入本钱的行业，从事其它人不做的、无须花钱和投资的工作。当老大在利用国内的资源赚钱的时候，老二也在如此做着，不过，他赚的是不需要成本的精神领域的利润——老二以他14岁的年龄和文笔，竟然在报纸上开设了自己的专栏，专门介绍上海的风土人情，每周交稿2篇，每篇1000字，每月8000雅戈洛。

　　老三是女孩子，因为比较矜持，也没有展露出赚钱方面的才能，但是我在她身上欣慰地看到了犹太人对生活的乐观和优雅。她学会了煮茶和做点心，每天晚上，她会精心煮一壶红茶，配上她自创的口味不同的点心，一家人围坐下来边吃边聊天——老三的点心有点中西合璧的味道，两个哥哥都很喜欢。不过，这些点心不是免费的，两个哥哥支付的点心费用，刨开成本和每天需要交给我的费用外，老三也能活得很滋润。

　　当我们家的资金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我们一家４口合资开办了我们家的中国餐厅。我占40％股份、老大30％、老二20％、老三10％。当我们家的餐厅越来越有名的时候，我也引起了很多关注。当我获得拉宾的接见后，我成了以色列的名人。此时的我已经完全掌握了希伯莱文，再加上我的母语中文，我最后被以色列国家钻石公司邀请担任驻中国首席代表。

　　当我回国任职的时候，孩子们也跟随我一起回到了中国，有了中国孩子作为比较对象之后，我方才发觉我的孩子成长得比我想象的还要优秀——在回国之前，每个孩子都去购买了很多以色列产的物品。回国之后，老师来找我了，她说我的孩子在校园推销来自以色列的商品，从饰品到民族服装甚至到子弹壳无所不有，她建议我好好管教一下孩子。我告诉她，我无权干涉我孩子的行为，这是他们赚取他们学费的方式——因为，我已经不再负责他们的所有学习费用。老师的眼睛顿时瞪得大大的，她理解不了像我这样月薪5000美元的母亲竟然会不给孩子学费。我请她品尝一下女儿做的在家售价2块钱一个的小点心，微笑着告诉她：“这是我的孩子在以色列生活几年以来，学会犹太法则的产物，我相信他们将来都会成为优秀的人才……”

　　在随后的高考中，老大进入了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他说他要成为专业的旅游人才，然后去以色列开办自己的旅游公司，垄断经营中国游；第二年，老二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他说他的理想是当一个作家，在不需任何投资和奉献的前提下赚取利润；老三说她会去学中国厨艺，当一个顶级的糕点师，然后去开办全以色列最好的糕点店……

　　回国以后，我发觉很多中国父母都活在一种左右摇摆的矛盾心态中，既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成为大富翁，却又似乎害怕孩子过早地沉迷于金钱——就好像，既希望孩子将来能有个幸福的家庭，却又害怕孩子现在会早恋一样。这是一种典型的叶公好龙——犹太人用敲击金币的声音迎接孩子的出世，赚钱是他们人生的终极目标，至于教育、学习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经历的过程——而中国的父母，哪怕心中憧憬无比，但却从来不肯挑明这个话题。这句话很难说吗？其实只是简单的一句：“孩子，我想当一个富豪的妈妈……”

来广东已有些年头，期间耳闻目睹的打劫事件，真让我胆子不变小都不行。我有个朋友傍晚八点钟的时候与她的一个女伴去逛夜市，走在半途，忽然一辆摩托从她身边狂飚而去，待她清醒过来时，她已被摔得鼻青脸肿，浑身是伤，原来她夹在胳膊窝里的包被抢了。还有一个是我们小区的清洁工，她耳朵上一个价值不到一百元的耳环被抢，搞得耳朵鲜血淋淋，一个月才痊愈。如此种种，不胜枚举，搞得我外出时，紧张兮兮的。

记得有一回外出办事，必需带一些资料，不得不带包。下车后，有一对中年男女跟在我后面也下了车，我把包抓得更紧了，我朝北走，他们也朝北走，的过斑马线，他们也过斑马线，我的心紧张得狂跳，因为这段路人比较少，我急中生智：我倒回去，看你们还跟不跟着我。

大概是我慌乱的神情让他们看出了我的心事。他们猛然哈哈大笑：“小姐，我们可是一级良民，你就放心地朝前走吧。”“噢，不好意思！”我一脸的尴尬。

昨日暖暖的秋日照射在阳台上，拉开窗帘，透过玻璃，火红的玫瑰在阳光下怒放，一只小蜜蜂在一只玫瑰花的花蕊上钻进钻出，忽然一只漂亮的蝴蝶落在玫瑰花的花枝上，我赶紧蹑手蹑脚地推开玻璃门，弓身走近花架，可能是蝴蝶采蜜太专心了，竞被我捉住了。

仔细一看非常的美丽，一对由红黄两色构成花纹的翅膀，红是那种玫瑰的鲜红，黄是玉米的粉黄。可怜的小生灵使劲地挣扎着，小小的躯体拚命地扭动。“小东西，谁叫你长这么好看，自古道‘红颜薄命’，谁叫你不幸落在我这个好色的‘臭小资’手上！？”

怎么办，总不能让它一直这样扑腾着，翅膀上的花粉在不停地抖落，又不能象养金鱼一样养着你，那就只好把你制成标本，让你把美丽永远留在我的视野中。我从书架上取来一本厚书，一狠心把它压了进去，再取出时，就真成了美丽的标本，我把它小心在放在书房的一束水养的百合花上，美极了。整整一个晚上，看着我的杰作，心情靓极了！

今天下午，我正在看书，一只看上去和昨天那只一模一样的蝴蝶突然在玻璃门的门缝里钻了进来，落上了窗帘上，“找死啊！”待我伸出手去，它已在书房上空飞舞起来，最后停在了百合花上，待我去抓时，它又飞舞起来，我突然想：“它们是不是一对夫妻？它是不是来找它的丈夫或者是妻子？”接着我又想起了《梁祝》，我赶紧推开门，把它强行赶了出去。

我的丈夫啥都好，只有一样叫我的头疼不已，哪就是他的烟瘾，结婚十多年来我是软硬兼施，到头来他是软硬不吃，依然口吐烟圈，飘飘欲仙，人送雅号“老烟枪”，无可奈何的我也只能嫁“烟枪”随“烟枪”了。

刚“南下”时，他进了一家电子厂的开发部，有个刚出学校门的活泼女孩就坐在他旁边，有一日女孩找到我大倒苦水：“你也管一管你老公，成天一支烟接一支烟的抽，我都被他呛死了，不为钱考虑，也得为身体考虑考虑。你知道不，有一天我下班回家，被我妈训了一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上班来，我妈说，上班怎么一身的臭烟味。我妈还警告我做女孩子要规矩点，不要太野了。你说这气人不气人？！”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我没那个魅力，不知有朝一日，他发达了，找个八奶、十奶能不能把他的烟瘾戒了！”

后来调到深圳来，他办公室的人实在受不了了，就跟他打赌：“‘老烟枪’，要是你十天不抽烟，我们这么多人凑份奖你一千元钱，如果你十天内抽了，那么你给我们一千元，大家去搓一顿，好不好？”“哇，有这么好的事，OK，我保证十天内不抽烟。”后来他就拚命地爵口香糖，吃瓜子。连续几天都这样，我就纳闷：“老公，是不是长江倒流了，这几天都不见你抽烟？”他就把事情的原委给我重述了一遍，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我心里一阵暗喜，这下总得把这烟戒掉。接下来的几天都是那样拚命地爵口香糖，吃瓜子。“老婆哇，我快要死了，真难受，嘴都麻了！”“老公，坚持就是胜利，人家戒毒都要戒，男子汉戒个烟算什么？”你别说他还真的十天没抽烟。他那些同事很高兴凑了一千元给他，他马上趾高气扬把他们带到一家豪华的客家酒楼去洒脱了一顿。没想到第二天就变本加厉地抽得更凶。同事们叫苦不叠：“这真是劳命又伤财！”“老公，不为你自己，也得为你那些同事想想，既然能戒十天，那也能戒二十天，一直戒下去，不就成功了吗？”“其实我实在熬不住了，在第九天我就蹲在厕所里抽了。”“你真是个小人！”“我在那方面都是个君子，为人光明磊落，工作有几个有我敬业的？我就是在这个抽烟方面克制不了自己。我明天就掏腰包补请他们一回。”“你是挺不错了，在抽烟方面也是个正人君子——‘瘾君子’。”“啊……”

周末女儿说要去深圳市内玩。我们带着老式照相机(因数码相机坏了)，女儿高兴得不得了：“妈妈，今天我来帮你和爸爸照相！”“行！”

车刚在锦绣中华停下，女儿就拿着相机直奔锦绣中华门外那两只巨大的水车：“妈妈，这里实在是太漂亮了！我来给你和爸爸照张相。”在整个游览锦绣中华的过程里女儿就一直这样逞能着。

第二天，女儿中午一放学，就迫不及待地缠着我去取她的得意之作。照相馆的老板一看见我们就一脸的怪笑，递给我们相片袋。女儿争着先看。“妈妈，怎么全是些眼睛？”女儿惊问。“你小孩照相时把相机拿反了。正好拍下了她自己的一只眼睛。” 照相馆的老板哈哈大笑。女儿一脸的尴尬。

    又是清明节，外公离开我们已几个年头了，但是每到清明节日我都会记起他老人家。

小时候我们兄妹几个都在外公家长大，外公为了我们每年都在他开垦的荒地里种上甘蔗、香瓜、黄瓜、红薯那些好吃的，我们总是跟在外公身旁看他伺弄那些庄稼，每次香瓜成熟时，外公都会查看那些藤上的香瓜，边看边气愤地说：“又被那些挖狗吃了！”后来读到鲁迅的《闰土》才想起，也许外公所说的“挖狗”就是鲁迅笔下的“猹”。

外公养了很多鸡，每天都会新添几个蛋，总是变着花样给我们吃，可他自己一个都舍不得吃，把其余的那些蛋用瓷缸装起来，攒满了一缸就拿他的老提包装着，送给他的儿女们。我们总是好奇地问：“外公，你为什么不吃鸡蛋？”外公笑笑说：“外公牙不好。”

二哥在我们兄妹几个中最淘气了，要是菜不好吃，他就会生气地把吃饭的小木桌拖得团团转以示抗议，外公马上就会提起他的大罾去前面的小河里捕鱼，二哥欢快地提着鱼篓尾随而去。外公把罾放下水去，在罾里扔一团湿糠，示意二哥不要出声，很快就鱼儿、虾儿来吃食，待它们围成一团时，外公悄悄地走近罾，用极快的速度提起罾，然后把那活蹦乱跳的鱼虾们倒进二哥的鱼篓里，“噢、噢、晚饭有鱼吃喽！”二哥欢呼着。

大弟由于外公的疼爱直到很大都不肯回家，后来父母考虑到他的上学问题才强行让外公把他送回家，我至今还记得大弟与外公那种似生离死别的情形。外公偷偷地走了，大弟哭着喊着朝外公家的方向跑去。好些日子都适应不过来，嘴里含着饭都在哭。看得大家浠嘘不已。后来大弟偷偷地一个人靠着墙学会了骑自行车，大弟原本很胆小，可是学骑自行车他一点也不怕，摔得鼻青脸肿也要骑，终于被他学会了。一到星期六下午他就骑自行车去十几里地的外公家。

外公就象朱德笔下的父亲那样是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每天沉默寡言地埋头苦干，在我的记忆中他好象从不停手，除非病倒了起不来。就连上我们家做客也不例外，他做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做客，他是新收了什么稻米、大豆、芝麻、绿豆等农产品或者鸡蛋、豆腐干、鱼干什么好吃的东西他就送到我们家，一到我们家他就会到我妈种的菜园里去，不是除草松土，浇水施肥，就是到野外去砍荆棘帮我们家修篱笆。待他干完这些之后，他马上向我妈提出要回家，我们几个小孩就死活不让，把他那老提包藏起来，他就说家里还有牛没放，还有禾苗没有除草，讲得一大串要回家的理由，看着他焦急万分的样子，我们也不忍强留他，只好目送他推着他的独轮车远去。

外公给我们太多的温馨的回忆，说不尽道不完，就让它留在我们心中，象一缕和煦的春阳在这人情日益冷漠的今天永远温暖着我们的心。

小的时候，在这个季节，外公每次砍柴回来，都会带回一大束火红映山给我，我会乐不可支地用一个废弃的茶壶盛上水，把花插在里面，顿时外公家满堂生辉，外公看着舒心地笑笑：“还是我妹能干，弄得这么好看！”

外公，路途遥远,不能回去祭拜,就让漫山遍野的映山红送去我无限的追思吧!

那是母亲的恩爱，是父亲的宽容，是朋友的寄托，是远方的召唤？

风来的时候，有没带来时空里的缠绵？

那是相思的浮萍，是回味的一笑，是爱恨交融中的不断惋惜于懊恼？

风来的时候，有没吹醒那昏睡的人儿？

风来了，但雨却永远不会落下！

风来了，但船却不可能再漂泊！

一丝，一点，一笑。

                                                   二(7)  庄承瑾